美國本科留學，各大學是如何保障教學質量的呢？優弗留學

美國頂級大學的教學體系是一個典型的啞鈴型結構，高度重視兩頭的本科和Ph.D.，但對處于二者之間的碩士階段重視相對較輕。因此大量就讀了一年制碩士的海歸回國后表現平庸其實是很正常的現象——本來含金量就相當有限。

在美國本科留學與Ph.D.之間，天平又向本科傾斜。美國本科留學越是精英的私立大學越重視本科教育，這是它們看家的本錢。

直觀描述，直到現在我們也未搞明白為什么美國精英大學如此看重本科教育，不只是口頭擺談而已，而是全心全意地把真金白銀大把大把地往里投入。在資源分配方面，當研究生的發展和利益與本科生發生沖突時，毫無疑問研究生要為本科生讓位；當科研與本科生教學發生沖突時，毫無疑問科研要為本科生教學讓位。當然，這種狀態也并非生而有之，在各大學的發展歷程中也曾經過了激烈的爭論與反復，但難得的是，今天絕大多數人都認同這種格局和文化，且在實際生活中自覺自愿地遵循和履行。

盡管美國精英大學之間的情況截然不同，特別是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幾乎迥然相異，但在如何從制度層面確保本科教育質量的問題上還是呈現出一系列共性的特征：

從招生階段起始，嚴把入門關

幾乎每一所頂級大學都對招生極為重視。招生辦公室主任地位極高，有時就僅次于校長和教務長的第三號人物，針對是否錄取每一個學生具有最終決定權。他（她）往往會在此崗位上工作很長時間，從而積累了極為充裕的識別學生的經驗——哈佛大學招辦主任威廉姆·菲茲西蒙斯（WilliamFitzsimmons）在這個崗位上一口氣干了40年。40年里，他每天工作內容只有一個，就是閱讀來自全球各地學生的申請資料。不只是哈佛，很多大學的招辦主任任職時間都在十年以上。此外，大學對于招生部門的人員和經費予以充分保證，投入巨大；招生過程極為復雜甚至繁瑣，每一個最終收獲錄取的學生在收到錄取通知書之前都會經過幾輪測試和評估。

過去，我們對于美國大學的人才選拔和培養存在有一個很大誤區——“寬進嚴出”，似乎美國學生就讀大學要比中國學生參加高考容易許多。其實截然相反，美國學生要想進入到最頂級的大學，其競爭之慘烈，難度之大，絲毫不遜于中國學生獲得北大、清華的錄取。

美國精英大學的門，非但一點也不“寬”，反而格外“嚴”。一般而言，美國大學申請需要繳納申請費。雖然每一所大學的申請費不高，但加在一起便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沒有人會僅僅申請一所大學。正因為存在成本的制約，但凡提交申請的學生都是經過慎重思量自認為有相當錄取把握的。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斯坦福大學的5.1％，還是哈佛大學的5.9％，均是相當驚人的數據。也就是說，它們是在100個自認為能就讀哈佛的學生中挑走了不到6個人！你能想象得到其生源優質到了什么程度？更關鍵的是，這些一個個經過精心挑選的學生全部符合大學的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除個別看走眼的——這就為學生入學之后的教育質量提供了第一層保障。

從文化和經濟兩方面確保教師將主要精力投入至本科生教學上

美國精英大學在教師招聘時格外看重其對于教學是否擁有強烈的熱情。在MIT（麻省理工學院），重視本科生教學本身就是大學最核心的文化。教授不但必須要上課，而且他（她）們也非常喜歡上課。但是，僅有文化和號召是不夠的，教師是否青睞上課是一回事，他（她）們是否能夠認真上課則是另一回事。美國頂級大學通過強有力的經濟手段引導和制約教師對于本科教學的重視程度。教授工資通常只發放9個月，剩下3個月的收入則需要自己通過尋找研究課題和經費來解決。因此，不足為奇，很多美國大學任教的華人教授一方面會回國工作幾個月，另一方面，又無法做到全職回國工作，問題集結點便存在于此。教授所獲得的9個月工資，指的就是上課——特別是為本科生上課的報酬。教授倘若不上課，收入就會銳減，甚至沒有薪水；課程質量倘若不高，收入也會受到影響。

在芝加哥大學這樣極為重視本科教學的大學里，情況又存在差異。在芝加哥大學看來，教授的天職就是教學。至于科研，那屬于教授的個人旨趣。學校自然會支持教授的研究工作，但絕不能因為科研而侵害教學的利益。許多教授的工資是由本科學院發放的。教授須嚴格遵循本科學院的教學標準和要求完成教學任務，否則就有可能身無分文。經濟上的誘導直接浸染甚至轉變了教授的行為方式。這一點也許對于正在開始重視本科教學的中國大學而言具有相當大的啟示。

美國本科留學教學方式上，采取小班教學模式

小班教學是美國本科留學頂級大學保證本科教育質量的核心手段。況且，越是重視本科教育的大學越強調小班教學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核心課程中，小班教學的比例甚至高達70％。為什么小班教學能夠保證教學質量呢？原因在于，它最大限度地防范了教師和學生的偷懶行為。上幾百人大課時教師和學生均有可能偷懶——學生可以睡覺，教師可以照本宣科——但在十幾個人的小班討論課上無論如何偷不了懶。學生若是偷懶，不要說會影響成績，也極易被教師發現；教師若是偷懶，學生會提出抗議——學生都是支付了高昂學費來聽課的，你若是提供的產品達不到質量規范，滿足不了他（她）的需求，他（她）就會不留情面地炒你魷魚。譬如，全美最頂級的本科學院韋爾斯利女子學院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高達6萬美元，這意味著她們在學校里的每一分鐘都可以被換算成相應不菲的美元。學生們當然會加倍愛惜他們的學習機會。此外，為提高教學質量，很多精英院校一方面給予以學生充分的選課自由，但另一方面，也通過學校政策對于學生進行理性引導。譬如，MIT針對學生一學期的選課數量和學生專業決策的數量均有限制，防止學生貪多無法消化；芝加哥大學則直接規定學生的課程表，要求苛刻、課業繁重的小班討論課程數量必須達到相應比例，防止學生偷懶混日子。

美國本科留學針對課程本身投入巨大

一方面，每一所精英院校的本科課程都是一個完整體系，這也許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大學本科教育教學改革中所提倡的整體知識觀直接相關。表面上看，課程是由某一位教授主持的，但整個課程體系卻是由專門的課程委員會集中力量精心設計。尤其像芝大和哥大的核心課程，更是經歷千錘百煉。另一方面，學校和院系在本科生課程投入上毫不吝嗇。例如，MIT電子工程系每年在一門課程上的投入就高達30萬美元，少則也有10多萬美元。這些經費并不涵蓋教師的工資，是純粹投入至課程本身的，分配給各個學生小組進行使用。很多學生作品很快就能被企業發現和使用，直接轉化成產品。

對于強化教學質量的監控和評估

美國精英院校極為重視教學質量評估工作，但其評估的手段不是由被評估者提交材料由評估者審讀檢查——如同我們在國內觀察到一樣——是由利益相關者進行全覆蓋的評審，同行之間的評價、高級職員對于低級職員的評價、學生對于老師的評價，等等，幾乎無處不在，而且這種評估結果會對教師崗位、職稱和收入產生直接甚至是嚴重的浸染。評估通常采取無記名問卷調查方式，有時也采取記名但絕對保密——有法律保障，泄密需承擔法律責任的調查方式，因此每個人都會在評估時憑良心和職業精神自由負責任地表達其真實的觀點。

例如，在韋爾斯利女子學院，聽課是最主要教學質量監控的方式之一。教授要聆聽副教授的課程，副教授要聆聽助理教授的課程，課程聆聽結束后都要進行評估，評估結果直接影響教師的職稱晉升和收入。對于教授，學校涵蓋三年一次的評估。與此同時，學生要對于教師進行評估。學生若是對于某個教師不滿意，他（她）就得就地走人。又譬如，在MIT，很多時候同一門課程是由幾位教師分別主持，學生們能夠自由選擇，針對于教師的課程評估都會被公布在網上，供下一級學生選課時進行參考，這樣便在教師之間形成良性競爭。學生的評估結果影響到教師的收入水平。假設某一位教師的課程不受歡迎，沒有學生選課，這便意味著他（她）很可能要“下課”了。因此，沒有人敢不盡心竭力。近年來，MIT針對教師和教學質量的評估開始采用更長期的遵循學生畢業后5至10年的發展狀況來進行，則顯得更為客觀和科學了。

對比上述幾個方面，中國大學在保證本科教育質量上的確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在招生階段，大學里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了解入學學生的狀況，包括招生辦公室主任；教師收入和上課與否基本上無聯系；教學模式依舊是幾十人甚至是上百人的“演講式”大課；至于教學評估，要么是走了運動式的過場，要么評估結果對于個人利益不產生直接影響，等等。粗看起來，經歷了改革開放，美國大學的樣子我們基本都學來了，學分制、GPA（平均績點）、自由選課、彈性學制、教學評估，等等，但哪一樣又能在實際教學的過程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呢？照貓畫虎，畫畫是可以的，要想真的得到虎，就必須下苦功夫認認真真地遵循虎的本質要求去進行。否則，虛無縹緲，做出來也只不過是一個虛頭巴腦不起實際作用的玩偶而已，受損失的，還是在大學里接受教育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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